中国民主同盟自1941年建立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始终高举抗战、团结和民主旗帜，坚持爱国、进步和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民盟的建立和其在斗争中的发展前进，无时不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正因为有了党的指导和帮助，民盟才能在各个重大历史关节点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并通过与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影响着其他民主党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历史中，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共同创造了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符合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
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民盟成员和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同经历了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特别是，从李公朴等六十人被打的校场口事件，到民盟主席张澜被殴伤；从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被捣毁到西北民盟机关报被封闭、报社人员被杀害的“西安血案”；从李公朴、闻一多惨案、杜斌丞被枪杀，到歌乐山下“11·27”大屠杀惨案，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苦斗中，民盟成员和共产党人战斗在一起，血流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毛泽东曾称赞：“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笔者单位所管理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是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所设集中营的旧址。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白公馆、渣滓洞系列大屠杀惨案，前后有300余位革命志士壮烈殉国，其中就有27位民盟的优秀盟员，他们是：
何雪松 刘国鋕 陈 然 蔡梦慰 邓惠中 程谦谋
成善谋 周从化 李慧明 沈迪群 胡作霖 张国维
张国雄 张孟晋 张泽浩 张守正 丁鹏武 李子伯
黄细亚 潘鸿志 陈鼎华 粟立森 章培毅 唐征久
黎又霖 胥 良 孙一心
这些民盟烈士中，有的还兼有共产党员或其他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身份，但他们都是在国家的命运、前途最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国为民赴汤蹈火，舍生取义！他们的所作所为体现了民盟最崇高的精神境界，他们代表了民盟最光辉的形象！
何雪松，四川高县人。1946年加入民盟。这位一生都在追求真理的国民党退役上校军官，一心要用文艺的武器为创造新世界而奋斗，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写信告诉亲族晚辈：“人生的道路不好走，荆棘坎坷处处有，我现在外奔走奋斗，就是要为你们将来开辟一条新的平坦之路。”1947年因组织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地下武装而被捕。在狱中，他继续以诗歌为武器，歌颂正义，歌颂光明，是渣滓洞监狱“铁窗诗社”的重要成员。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大屠杀时，为了掩护难友，他用身体堵住敌人枪口而英勇牺牲，时年31岁。解放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国鋕，四川泸县人。出身于一个封建富豪家庭，但他却是旧家庭和旧时代的叛逆者，他在给五姐的信中写道：
您过去的漫长的岁月，都消磨在家里，这而这个“家”，却是旧社会垂死的身躯上底一个烂疮，它具有旧社会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溃烂的毒质，又加以外面侵来的微菌，它已经完全是一块脓血和腐肉……我们要得到完全的幸福，只有让新的产生，让旧的死亡！
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后又加入民盟。1946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他化名刘钢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略论闻一多先生》，文中写道：
为了民主的文化和政治，为了中国的革命，闻先生付出了生命，这是中国学者的光荣，这是中国文人的范型，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呵，闻先生的道路应当就是我们的道路。联合起来，沿着闻先生的道路前进！
1948年4月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其亲友利用上层社会关系营救，刘国鋕表示“决不背叛革命”，宁愿放弃去美国留学，拒不在“悔过书”上签字，他说：“我如果背叛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狱中后，他与陈然等难友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准备迎接解放。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白公馆大屠杀，时年28岁。临刑时，他高声吟诵《就义诗》：
同志们，听吧！
象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
人民胜利了！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陈然，祖籍江西，出生于河北香河。从少年时代起就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在湖北抗战剧团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躲避特务抓捕失掉组织关系。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但通过刻苦自学而成为一位革命的知识分子，并于1945年加入民盟。1947年创办《彷徨》杂志，与《新华日报》党组织保持秘密联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违背全国人民意愿，一意孤行发动反共内战，一部分群众因此对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丧失信心而彷徨不安、意志消沉。针对这种状况，陈然在《彷徨》杂志发表了《论气节》文章，文中写道：
什么是气节？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致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
什么是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新华日报》撤返延安后，陈然和《彷徨》杂志的同志将从香港寄来的《群众》周刊及《新华社电讯稿》摘录编印为无名油印小报，在群众中秘密传看，后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决定把油印小报纸命名为《挺进报》，并作为市委机关报。陈然于年底重新入党，曾担任《挺进报》特支组织委员、代理特支书记，负责《挺进报》印刷工作。1948年4月《挺进报》机关遭破坏，陈然因叛徒出卖被捕，经受住了老虎凳等酷刑的折磨，坚贞不屈。囚于白公馆时，他把从隔壁黄显声将军那里得到的消息写在纸条上，在难友中秘密传看，被称为“《挺进报》白公馆版”；他与刘国鋕等秘密制作五星红旗，庆祝新中国的诞生；他还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教育感化了看守杨钦典，后来杨钦典在白公馆大屠杀之夜打开牢门，使罗广斌等19人得以成功越狱脱险。陈然1949年10月28日殉难于重庆大坪刑场，时年26岁。牺牲时慷慨激昂，连特务也暗自叹服。
陈然意志坚定、性情刚烈。当他在狱中看到有的人有变节行为时，激愤满腔，多次打算以自杀来警示同狱者要保持气节。曾与陈然同狱的罗广斌，解放后在创作《红岩》小说时，以陈然为原型创作出成岗的英雄形象，激励了无数新中国的青年成长。罗广斌等还为成岗这个人物创作了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我的自白书》，由于这首诗准确地表现了陈然的思想境界和人格情操，以致流传为陈然亲自所作，但正如小说作者曾说过的：“《红岩》小说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烈士。”因此，陈然成为《我的自白书》这首诗的作者，也是当之无愧的！